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

虞世南(558-638)，唐初书法家、文学家。字伯施，世居慈溪北乡鸣鹤场。虞氏在慈溪为世家，祖、父、叔、兄俱有重名。叔父虞寄，为陈朝中书郎，因无子，以世南继后，故字曰“伯施”。 虞世南身体文弱，博闻强记。少年时与兄虞世基一起拜博学广识的顾野王为师。十余年勤学不倦，学到紧要处，累旬不盥栉。尤喜书法，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友善。智永精王羲之书法，虞世南在智永的精心传授下，妙得其体，圆融遒丽，外柔内刚，继承了二王(王羲之，王献之)书法传统。他与当时的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，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优者。他写的《孔子庙堂碑》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。唐太宗非常喜爱虞世南的字，并经常临写。相传有一天，唐太宗书“戬”字，但戈字还没有写好，正好虞世南进见，即提笔补写了一个“戈”字。唐太宗将两人合写的“戬”字给魏征看，说：“朕学世南，尚近似否? ”魏征看后说：“戈字颇逼真。”虞世南死后，唐太宗叹息道：“世南死后，无人可以论书。” 虞世南一生经历了南朝的陈、隋和初唐三个时代。陈文帝知世南博学，召为法曹参军。陈朝灭亡，与兄世基同入长安，做了隋朝秘书郎，后迁起居舍人。当时世基任内史侍郎，权倾当朝，荣华无比，妻子所用被服，尤胜王侯。虞世南虽与世基同住，仍以勤俭务本。隋灭后，李世民闻虞世南之名，引为秦府参军，又授宏文馆学士，与房玄龄同掌文翰，后来又担任著作郎。一次，唐太宗想在屏风上书写《列女传》，没有临本，虞世南在朝堂上一口气默写出来，不错一字，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。 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，弱不胜衣，但性情刚烈，当政得失，直言敢谏。他多次讽劝唐太宗要勤于政事，并以古帝王为政得失，论证利弊。贞观八年(公元634年)陇右山崩，唐太宗问“天变”。世南以晋朝以来历次山崩为例，说：“臣闻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若德义不修，虽获麟凤终是无补；但政事无阙，虽有灾星何损于时。然愿隆下勿以功高古人以自矜伐，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，慎终如始。”唐太宗听后敛容反省。他一再劝阻唐太宗筑陵墓厚葬，使唐太宗有所收敛。他还严正劝阻唐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。这些都对当时的“贞观之治”起着积极的作用。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：“你们如果都象虞世南那样刚正忠烈，天下何忧不理。” 虞世南年逾古稀后，屡次上表求退，不许，被封为永兴县子，人称“虞永兴”。贞观十二年(公元638年)卒于长安，享年八十岁。唐太宗十分悲伤，痛哭流涕，说：“虞世南对我忠心一体，拾遗补阙，无日暂忘，实为当代名臣，人伦准的。我有小失必犯颜直谏，而今亡故，朝延上下，无复人矣!”赐东园秘器，陪葬昭陵，赠礼都尚书，谥文懿。太宗还命画图象挂在宫中凌烟阁。

唐代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唐本

《孔子庙堂碑》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，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。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（633年）。碑高280厘米，宽110厘米，楷书35行，每行64字。碑额篆书阴文“孔子庙堂之碑”六字。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，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，及修缮孔庙之事。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。此碑笔法圆劲秀润，平实端庄，笔势舒展，用笔含蓄朴素，气息宁静浑穆，一派平和中正气象，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，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。“仅拓数十纸赐近臣”（清杨宾《大瓢偶笔》）。据传此碑刻成之后，车马集碑下，捶拓无虚日。未几火烬毁，武周长安三年（703），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。唐刻拓本今罕见。后唐拓本《孔子庙堂碑》流入日本，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。

宋代黄庭坚有诗云：“孔庙虞书贞观刻，千两黄金那购得？”可见原拓本在北宋其珍贵。现存此碑的两种重刻本：一在陕西西安碑林，宋初王彦超刻，世称“陕本”，或“西庙堂本”；一在山东城武，元代刻，称“城武本”或“东庙堂本”。前者字较肥，后者较瘦。四庙堂碑，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时石断为三。断后初拓本二行“虞世”二字完好。明中期拓本末行“风水宣金石”几字完好。

关于三井藏有唐拓本《孔子庙堂碑》，不能不提到三井高坚，本世纪初，日本三井财团中有名三井高坚（字宗坚，号听冰）者，好艺事，嗜鉴藏，因挟雄厚之资，委其好友、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（仙郎）往中国，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刻，获取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，其中唐字孤本十数，宋拓则愈半百，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，一时名播遐迩。然因其所藏深不露，与世隔绝达六十多年，故一般多仅闻盛名而鲜知其详，更无一饱眼福。直至近年，方移入财团法人性质的东京中野上高田的三井文库。人们通过文库定期的公开展示，方得稍窥一斑，其中包括久藏着的唐拓本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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