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韵书香
汲古阁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私家藏书楼与刻书机构，由常熟人毛晋（1599-1659）创建。毛晋字子晋，号潜在，出身书香门第，一生以藏书、校书、刻书为志业，其刻书规模之巨、质量之精、影响之广，被誉为 “历代私家刻书第一人”。汲古阁之名取自《易经》”汲古得修绠”，寓意以古为鉴、勤奋治学。其藏书楼建筑群包括汲古阁、目耕楼、绿君亭等，鼎盛时期藏书达 8.4 万余册，其中宋元珍本占三分之一，刻书 600 余种，版片近 11 万块，形成 “毛氏之书走天下” 的盛况。
一、刻书传奇：散尽家财雕版忙
毛晋（1599年1月31日—1659年9月13日），原名凤苞，字子久。后改字子晋，号潜在，别号汲古主人。江苏常熟昆承湖七星桥（亦名曹家滨）人。明末藏书家、出版家、刻书家、文学家、经学家。
早年师从钱谦益。家藏图书八万四千余册，多为宋、元刻本，建汲古阁、目耕楼藏之。曾校刻《十三经》《十七史》《津逮秘书》《六十种曲》等书，流布甚广，居历代私家刻书者之首。尤嗜好抄录罕见秘籍，缮写精良，后人称为“毛钞”。编著甚多，有《毛诗陆疏广要》《苏米志林》《海虞古今文苑》《毛诗名物考》《明诗纪事》《隐湖题跋》等。
毛晋为刻书耗尽家财，甚至不惜变卖田产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刻《十三经》时，正值江南连年灾荒，他一次卖掉良田三百亩，以解资金之急。更惊人的是，从崇祯元年（1628）至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，他历时近三十载刊刻《十七史》，耗资数倍于《十三经》，自嘲 “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偿也”。为保证刻书质量，他广聘名士校勘，仅《十三经》就安排 13 人专司校经，《十七史》由 17 人分任校史，自己更 “夏不知暑，冬不知寒，昼不知出户，夜不知掩扉”，每日校勘至深夜。其刻书用纸由江西特造，厚者称 “毛边纸”，薄者称 “毛太纸”，因在纸边加盖篆书 “毛” 字印而得名，至今仍是古籍印刷的经典用纸。
二、藏书轶事：千金散尽购奇书
毛晋为搜罗善本不惜重金，曾在汲古阁门前贴榜：”有以宋本至者，门内主人计页酬钱，每页出二百；有以旧抄本至者，每页出四十；有以时下善本至者，别家出一千，主人出一千二百。” 此榜一出，江浙书商纷纷驾船载书云集虞山七星桥，民间流传 “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如鬻书于毛氏”。他曾为购得宋版《周礼》，辗转吴越多地，最终以良田十顷换书。钱谦益《隐湖毛君墓志铭》记载，毛晋藏书 “八万四千册，皆宋元精椠及旧抄善本”，其中不乏孤本秘籍，如宋刻《诚斋四六发遣膏馥》便经其收藏并题跋，现藏辽宁省图书馆。
三、文化奇缘：跨越山海的刻经传奇
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云南丽江土司木增在崇圣寺发现唐代《华严经秘抄》，因经文中土未传，特派法润禅师携经卷万里迢迢至常熟，恳请毛晋刊刻。当时毛晋正在华山听经，见经卷 “海印仪不远万里而至”，欣然应命。刻成之日恰逢如来诞辰，江南僧俗云集隐湖观礼，盛况空前。木增又遣使送来金琥珀、薰陆香等奇珍，并购买汲古阁刻书 “捆载越海而去”。当常熟遭遇水灾、毛晋刻书资金告罄时，木增再次资助，成就一段汉藏文化交流佳话。
四、校勘佳话：一字千金辨真伪
毛晋校书严谨到近乎苛刻。他校勘《十三经》时，发现明北监本《仪礼》讹误百出，于是亲赴西安比对唐开成石经，校正讹脱近 200 处。校勘唐诗时，他以宋本为据，指出元明通行本 “种松皆作老龙鳞” 实为 “种松皆老作龙鳞” 之误，令时人惊叹 “读宋本然后知今本之谬”。更传奇的是，他曾识破书商伪造宋本的伎俩：某书商将明刻本避讳字用中药涂抹，冒充宋版，毛晋通过笔画痕迹与纸张质地一眼识破，留下 “毛氏鉴书，毫发不爽” 的美名。
五、后世遗响：藏书星散化文脉
毛晋去世后，汲古阁藏书逐渐流散。其子毛扆在《先府君行实》中痛陈：”先君藏书，自经分析，二十年之内，散为云烟。” 但这些典籍并未消亡 —— 黄丕烈购得其中部分宋本，构建 “百宋一廛”；瞿氏铁琴铜剑楼、张金吾爱日精庐等虞山藏书家，皆以汲古阁遗珍为根基。更深远的是，毛晋开创的 “影宋抄” 技艺（以宣纸影摹宋本版式字体），使大量失传古籍得以化身再现，其刻本《津逮秘书》《六十种曲》等，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依据。
六、毛晋其人：儒商典范的双面人生
毛晋虽为商人，却有文人风骨。他白天督工刻书，夜晚与钱谦益、冯梦龙等名士论道，其《隐湖题跋》200 余篇，皆为版本考据与文化品鉴的经典。晚年他组织 “佳日社”” 尚齿社 “，与老友登山临水、唱和诗词，留下” 雨后探乌目诸泉，登顿险绝，乐而忘返 ” 的逸事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将理学修身融入刻书事业，曾手书《一贯编》《忍字赞》等箴言为座右铭，践行 “知行合一” 的处世哲学。这位 “以书为田” 的文化奇人，用一生诠释了 “刻书者，刻其心也” 的精神境界。
汲古阁不仅是一座藏书楼，更是明末清初江南文化的缩影。毛晋以商人之身行文人之事，以刻刀为笔，在动荡岁月中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文脉，其故事至今仍在虞山脚下回响。正如钱谦益所赞：”缥囊缃帙，毛氏之书走天下，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。” 他留下的不仅是万卷典籍，更是一种对文化的虔诚与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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