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芾是第二位提出了不起观念的人,他以为唐代的“五王”没什么了不起的,薛稷才是了不起的。(“五王之功业,寻为女子笑;而少保之笔精墨妙,摹印亦广,石泐则重刻,绢破则重补,又假以行者,何可数也?”)薛稷是书法家,也是画家。米芾以为“五王”轰轰烈烈的事业几年可能就被人遗忘了,而薛稷的书画传播后世,绢破了有人修补,书法见不到了还有人给他刻石,他才是流芳千秋的。米芾提出的这个观念,让我想起康有为。康有为说,意大利人可以把拉斐尔的坟墓跟教皇的坟墓放在一同,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,他说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,于是就写诗来表达他的慨叹,由于他没有想到一个画家竟然会有这么高的位置。理论上,不光是米芾有言在先,而且就在拉斐尔生活的年代,中国正是董其昌的年代,董其昌提出“画之道,所谓宇宙在乎手者,眼前无非活力”,他提出了“烟云供养”这个观念,就是说我们的心境、我们的生活除了我们理想的这面之外,我们还要靠烟云供养,就是要靠书画来供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观念。在这时分,董其昌能提出来,这是由于书画在中国的位置是十分高的。他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康熙,可以影响到乾隆。乾隆在董其昌的《婉娈草堂图》上题跋了20屡次,这不是一件小事情。那时拉斐尔他们固然曾经很受教皇的注重了,可是整体上西方艺术家还在困难地为他们的艺术位置斗争。所以从这点来讲,中国美术史的研讨也能够给世界的文化,给世界的思想史、观念史提供一面十分好的镜子,经过这面镜子我们能够来察看全球历史的展开,以及整个文化展开的脉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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