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

　　北朝初期书法领军人物有崔氏、卢氏两脉，崔氏有崔悦、崔潜、崔玄伯等，卢氏有卢志、卢谌、卢偃、卢玄等，而两氏均受教于钟繇、卫瓘，而一起推重索靖。《魏书》记载：“（卢）谌法钟繇，（崔）悦法卫瓘，而俱习索靖之草，皆尽其妙。”“（卢）谌父志法钟繇书，传世累业，世有能名。”他们注重前师授传，与北方民族骁勇、悍蛮习性挨近相关。索靖书法古质朴素、险峻坚劲，自名“银钩虿尾”，唐张怀瓘《书断》说其“幼安善章草，书出于韦诞，峻险过之，有若山形中裂，水势悬流，云岭孤松，冰河危石，其坚劲则古今不逮”。这种书风非常契合北方民族朔迷野玩、强悍好斗之禀赋。缘此，书法家们才对秦汉风格情有独钟、弃之不舍。北齐时，皇室就规则将汉魏石经作为国家文字，树立其推广运用的必定方位，《北齐书》就记载：“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，谨记师说，研习《礼经》，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，即宜移置学馆，依次修立。”从风格上看，创制于439年的《大代华岳庙碑》和456年的《嵩高灵庙碑》，与171年汉的《西狭颂》、185年的《曹全碑》神韵相似，势气酷肖，笔法皆有藏有露、方圆相间、是曲兼备；身形皆封闭豪宕、骨力挺劲、力大无穷。其他如《始平公造像记》《杨大眼造像记》，一如汉朝之方正朴素、正派慎重；《云峰山刻石》《四山摩崖刻经》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，与汉朝之雄壮渊博、饱满肉丰并无二致。

　　北朝数次与南朝文明交融，最大一次数北魏有知道接受“汉化”，《魏书》记载，444年太武帝下《庚戌诏》，要求“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，这以后世昆裔皆诣太学。”487年文明太后指令：“和风改俗，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。可集新旧乐章，参探乐律，除去新声不典之曲，裨增钟县铿锵之韵”，表现出自动示好、吸纳南边教化的高调姿势。但书法接受南朝熏染效果并不明显，原因就是“汉化”存在被“同化”危险，北方民族特别是鲜卑族存在一股敌视“汉化”强盛力气，致使对南边吸纳总是踌躇羞涩，不架空也不迎迓，有热心但有极限。450年，产生代表南朝文明的书法家崔浩被杀作业，使得吸纳南边教化愈加举步不前。客观讲，面临南朝书法“妍媚”审美，北朝书法有崇尚之心，但无沾溉之果，或许说仅仅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算了。这也使得北朝书法一贯在楷隶形体之间羁绊徜徉，直到隋朝一起才彻底完毕“隶变”。书法家无人生无常之思、寄情山水之意，无以借书法来表现自己闲适与典雅，也无以借书法来安慰人生的无法与伤口，这也使得“古拙”在北朝审美中安如泰山、牢不可摧。就是被后人以为注入极大情感的《张猛龙碑》《张玄墓志》《石门铭》《郑文公碑》等，对南边“妍媚”吸纳也是微乎其微，依然野趣多于文气、理性多于意味、单纯多于情调，犷野豪纵迎面而生，秀美流美难觅其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