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六朝文史的喜好带来对前朝文士画的打破

　　傅先生对六朝文史的喜好实践由来已久，早年的篆刻中就有“抗心希古”、“树犹如此”、“不知有汉”、“心为形役”、“未能免俗”等出自六朝典籍的印文。

　　在金刚坡《壬午重庆画展自序》中，有更清楚的论说：

　　我关于我国画史上的两个时期最感喜好，一是东晋与六朝（第四世纪 — 第六世纪），一是明清之际（第十七、八世纪顷）。前者是从研讨顾恺之启航，而仰视六朝，后者我从研讨石涛启航，而上下扩展到明的隆万和清的乾嘉…… 东晋是我国绘画大转变的枢纽，而明清之际则是我国绘画花好月圆的年代。这两个年代在我脑子里回旋，所以拙作的体裁多半能够使隶归于这两个年代之一。

　　六朝士人将音乐和乐器看作“玄心”外化的寄予物。阮咸，被了解为乐器和人物合二为一的符号，也是魏晋文明的象征，文士津津乐道的对象。

　　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，广泛对六朝史事、思维及文章感喜好，恐怕首要不是由于书本流散或史料缺少，而是别有幽怀（陈平原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