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对颜楷起收笔迷糊的刻板形象

　　紧接着，薛教授谈论了该碑的定名问题。《四部丛刊》影明本《颜鲁公文集》也收录了这篇文章，在文会合，题为《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》。他指出，这个标题和碑铭内容不符，会让人产生柳恽是文章作者的误解。另一方面，通过目验原石及拓本，发现碑的阴阳双面均有篆额，与颜真卿书于同一年的《殷夫人碑》合辙，由此可以推知，该碑碑额（即文章原标题）应为《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》，与正文首行“湖州乌程县令李清修……”契合。在书风上，薛教授以为《西亭记》彻底契合颜真卿晚年书法的特征，一起，颜真卿对古字的爱好在该碑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。他还指出，在艺术史研讨中，不应忽视材料、工艺以及环境要素对风格的影响，而此碑正是查询环境改动碑铭书法风格的一个极好的样本。在因堕入淤泥而保存无缺的部分里，点画饱满而有锋芒，足以改动清代以来人们对颜楷起收笔迷糊的刻板形象。

　　关于此碑的制造进程，薛教授也提出了值得沉思的问题：书丹仍是钩摹上石？据他研讨，唐宋时期的碑版书写办法是书丹和墨本并存，用于刻碑的绢写本称为“书碑样”或“碑样”，颜真卿在《乞御书全国放生池碑额表》中说，他准备采石立碑，“遂写绢一本”，就是一例。小型墓志直接书丹的情况较多，但关于丰碑大碣来说，不管将碑竖起仍是平放，直接书丹都不具操作性。假定《西亭记》是钩摹上石的话，刚好还可以说明为何行距不均——两幅绢在上石过朱时，左幅略有移动。

　　就薛龙春教授的演说内容，华人德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。第一是“书碑样”的载体有没有或许是纸？因为从操作简练程度来看，纸如同比绢更适宜；第二是当时丰碑大碣是先立后刻仍是先刻后立？《史记》记载秦始皇巡游全国所立的几处刻石都是先立后刻，所以唐碑先立后刻的或许性是不是更大？对此问题，陈根远研讨员估测，立碑的进程应该是先把碑石做好，运送到要立碑的当地平放着，刻好往后就地立碑。薛龙春教授回应说，明代有先刻后立的比如，可参看蔡春旭新近宣告的一项研讨效果，其间提到，曾有一个亳州人托付文徵明为他写碑，他从亳州置办碑石，运到姑苏，待文徵明写好、刻完往后再运回去，尽管说唐代和明代远隔数百年，情况或许不彻底相同，但最少运送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