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隐逸”文化最后的余音

　　明末清初，数以万计的汉族文人士大夫阅历国破家亡的惨烈剧变，据守遗民身份，或大方赴死，或回绝入仕新朝，成为“隐逸”文化最后的余音。清初“遗民”这个庞大群体，也不过只需寥寥数十人被记载到《清史稿·遗逸传》中。彼时画家已无人再如李唐那样绘制《采薇图》《晋文公复国图》来针砭、警示聩聩世人，而是借绘制各种退居田园的“行乐图”表达心志，将无限的屈辱、愤懑以及“欲说还休”的难过寄予在诗文中，款曲襟抱。

　　任何题材与方式的文学、艺术，无不与时期俱兴废、共荣枯，政治的明晦，经济的展开、思想的变化，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在不同形势下精神取向的变化，使士人们从创作明志抒怀的“高士图”，渐次转向因景生情、借景寄情的山水画，这既是宋、元以来“文人画”展开和“文人画”思想理论占领艺坛主导所惹起的必然趋向，也是文人士大夫自我认识进步而带来的必然结果。但若从传统文人精神的内核去探寻，就不难发现，无论是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的人物画，还是“聊以写胸中逸气”的山水画，其崇尚心灵自在，追求个性解放的内涵千百年来并无本质性的改动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最可珍贵，也最具魅力之处。